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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嘉一

 
 
 

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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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家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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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与中国:或许,认知决定成败   

2014-09-24 23:42:0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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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年之际

加藤嘉一

以下文字是本人大约两年前在日本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四十周年之际撰写的。有些数据或描述已经过时,但基本观点和框架未变。本人始终认为,“我们”不该放弃让观念跟进时代的变迁,并主动建立制度,推进发展的努力。


2012年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虽然因为尖阁诸岛/钓鱼岛纷争,一些重要的庆祝活动被迫取消,中日间种种文化、经济交流也纷纷暂停,但我们还是能观察到,两国开始通过外交渠道更积极展开对话,以期让危机“软着陆”。

昨天,我在东京与一些日本政治家、官僚讨论,从两国内政议程看,接下来日本或该打出什么牌,以及中方可能会做出的反应。我的看法是,中方目前正在等待日方的牌,中国政府也不容易,它强烈批评日本,可能受迫于国内巨大的民意压力;此刻日本应该更主动一些,提出缓解问题、解决关系的方案。我认为,中方始终没有关闭谈判的窗口。我还能感觉到,与2005年上一轮中国国内反日浪潮时相比,日中关系、交流的“体力”其实是在巩固的。

我认为,虽然中日关系面临困难,但假如困境能够为两国带来碰撞和对话的机会,这将有利于两国公民和社会的长远发展。同时,我感觉到美国方面也在认真地观望两国如何处理这场危机,这或将影响美国未来对东亚的外交政策。


战后日本的兴衰,或许可以给中国一些参照和借鉴


日本人常常自问:“我们已经走出了失去的二十年吗?”几乎所有人都承认,答案是否定的。不仅经济增长陷入停滞,日本的政治生活和国民心态似乎也仍然处于迷失之中。执政的民主党面临着“频繁换相”的困境,虽然老百姓对现任首相野田佳彦相对满意,但如果马上来一场大选,也没人有信心民主党一定能赢。野田在对华关系的处理上也遭遇两种截然不同的批评,有人说他“对华太软弱了”,又有人说他“不够重视与中国的关系”。

与此同时,“日本稳定的社会”这一说法也越来越偏离现实。年轻人得抑郁症的越来越多;失业者、低收入者、非正式就业者在逐渐增加;心理空虚者的“无差别杀人事件”蔓延;父母虐待孩子等家庭问题在泛滥;以情绪化、极端化、草根化为特征的网络右翼在崛起......

国民心态的彷徨失落,一方面和经济增长停滞相关,另一方面,和日本人长久以来仍未解决“国家定位”有关。

日本在近现代史上经历了两次“体制转型”,分别是19世纪的明治维新和20世纪的战后改革。前者使得日本“脱亚入欧”,经济走向强盛,但军事野心的膨胀让日本走上“构建大东亚共荣圈”、“解放亚洲”的道路,二战失败让国家几近崩溃。二战后的改革,让日本走出战败,重归国际社会,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日美同盟的形势下实现了“战后奇迹”。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次改革可以说都是“外因”和“外压”下的产物。两次改革的直接诱因,分别是美国军人佩里“黑船”逼迫日本开港(1853年),和日本战败后美国“占领日本”后强迫实行的民主化。这两次改革或多或少都带上了“日本被动、缺乏自主”的色彩。这是历史留给日本人的教训。

今天的日本又已经徘徊于十字路口,需要通过“第三次改革”重新找到“国家定位”和发展方向。而基于上述历史教训,这次“21世纪版改革”,必须由日本人自己做主,从自己的价值判断出发,主动选择自己的未来。这是日本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反观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年迅速增长,国民认同感和自信心很强,这与日本或许不同,但对于“渐进改革”已经陷入僵局、社会矛盾激化、资源日益稀缺的中国来说,如何在坚持向国际社会开放的同时,奉行对内的自主改革,也是中国面临的关键问题。

因此,在寻求“内变”这一点上,中日面临各自不同、但又有共通之处的挑战。两国应该寻求从彼此的发展路径上获取经验,避免教训。

然而,我始终抱着一种担忧:不管作为合作伙伴还是竞争对手,这些年来,中国在越来越“忽略”日本的存在。在中美关系处于“战略稳定”、中国展开全方位外交的态势下,“日本经验”在中国人眼中的地位不断下降,两国之间的外交冲突更进一步加剧中国人对日本的“冷视”。

但日本和中国是甩不掉彼此的邻居,经贸方面的依存度逐年上升。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则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日中贸易在邦交正常化的40年前金额仅有11亿美元,而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统计,2011年两国贸易总额已达到3449亿美元。如今在华日本企业超过2万家,日企雇用的中国员工超过1000万。


无论是“战后奇迹”还是“失去的二十年”,对中国来说,同位于东北亚地区、同属于儒家文化的日本是一个值得参考的对象,特别是日本战后的起伏兴衰,可以给中国提供很好的借鉴。


中日民众的“心理战”,让外交议题变得更为复杂


东亚正在面临史无前例的“两强”时代,即两个地区大国——中国和日本的综合国力前所未有地“靠近”。正在谋求经济大国地位的政治大国中国,和正在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经济大国日本,不可避免会走向相互竞争的局面。

“两强”格局深刻影响到两国国民的民族心理。具体来说,中日两国民众都同时抱着“自傲”和“自卑”这截然不同的心态,看待对方和看待自己。中国人知道,虽然中国经济飞跃发展,但在人均经济水平、生活质量、社会稳定、幸福指数、政治自由度上远远不如日本人;日本人知道,虽然日本还享受着相对较高的生活质量,但也很清楚,旁边那条充满不确定性的巨龙正在快速发展,赶超自己。可以说,两个民族正在打一场“心理战”。在两国国力相持不下、再度拉开距离之前,这场心理战都将持续,我估计,至少要持续10到20年。

在国民心态如此微妙和敏感之时,有时是“认知决定成败”。很多两国间一直存在的问题,可能因为两国国民变化中的心态和感受,而变得更加复杂,而国民的民意又时时刻刻影响着两国决策者的思维方式。可以说,政策从何来?不从现状来,而从对现状的“认知”来。这时,两国决策者需要尽量保持沟通的畅通性与信息的对称性,避免误判、误读和误解。

比如,中国人非常担心的台湾问题。因为历史原因,日本和台湾之间有着深厚的民间往来传统,这是事实,大陆人民其实不必过于警惕。目前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民间交流也同样开始多起来,只要日方坚持尊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也可以考虑如何推进三方之间的民间交流,学术交流。例如,下个月我访问台湾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谈东亚的安全局势,出席者名单上就有台湾的、大陆的、日本的、韩国的。


再比如历史认识问题,日中双方其实都应该退进各自的底线之内。具体来说,日本首相不应再参拜靖国神社,而如日本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或许可以避免在其它历史议题上过多指责日本,以免推高民族主义情绪。

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是中日间极为实质而敏感的问题。我的建议是,让我们把任务交给两国的外交当局,两国公众则可以暂时少参与,避免“公开辩论”,依靠时间和外交协商,在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前提下解决问题。这两年以来,日方领导人其实是迫切希望推进与中方的能源合作的。

无论如何,中日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前所未有,在这点上,两国社会之间需要达成思想共识。两国能够扩大、深化的合作面日益增大,关键是我们如何正视它,推动它,评估它。


本文曾发表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第三眼”专栏,2012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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